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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穿过隐形边界的流浪者(组图)

2017-11-24 18:04

十年来,迭戈与安娜夫妇与他们在路上出生的一双儿女,共同体验着不断变化的异乡生活他们的儿子小麦(Mael)和小女儿Oiuna都在旅途中出生安娜有十多本日记,记录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

来自阿根廷的背包客迭戈(Diego)、安娜(Anna)夫妇和两个孩子,在大理住了三年。这是他们依靠骑行和搭乘汽车的方式环游世界的十年中,停留最长的一段时间。他们的长子、五岁的小麦(Mael)和两岁的小女儿Oiuna都在旅途中出生。小麦生于西班牙,长到三个月大,便跟随父母长途旅行,依靠的还是骑行和搭车的方式,迭戈事先改装了双人自行车,后面加了个婴儿车。2013年,一家三口经由印度到达中国,隔年的冬天,小妹妹Oiuna在大理降生,他们决定定居一段时间,等安娜写完名为《The Other River》(另一条河流)——一本关于旅行的书,迭戈完成一些画作、孩子们长大一些再出发,具体什么时候重新上路,在当时是未知的。

三年后的春天,2016年3月,他们坐上大巴车,到达中国与老挝边境,此后将在泰国停留一个月,然后去澳大利亚。安娜在朋友圈发了条信息:“我跟小麦说,这是边界。边界是一条隐形的线把两个国家分开。小麦在车上蹦来蹦去。一分钟后,我又问他,什么是边界?他告诉我,边界是一辆隐形的车去什么地方。——好吧,反正是听进去了一点儿。”不断地穿越隐形的界限,是他们旅行经历的隐喻,从第一次只身上路,安娜就觉得“异乡人”是自己的宿命。

在大理的时候,一家人暂居苍山脚下一个聚居了很多背包客的小村——中银。迭戈每天下午到镇上卖以旅途中拍摄的图片为主题的明信片,以此应对具体的生计和筹措下一程旅途的资费,在路边的小摊前,与路过的游客分享照片故事、旅途见闻,他很腼腆,笑容里带着一种有限度的热情。

邻居、朋友需要修房子、种田,相互招呼一声,齐力完成。每年插秧和收割稻子的时节,邻村的日本朋友六太郎会发来短信,告知哪一天要种哪几种稻,需要哪些帮助。种稻时,耪平水田是个体力活,迭戈承担了这项工作,在闪着水光的田里,用一支长耙来回抚平地块、敲实田鼠遗弃的洞穴以防田里的水下泻。

迭戈对儿子承诺:“等妈妈的书稿写完,就上路。”去年9月,安娜的书完成,年底在阿根廷出版,重新上路的日子近了,小麦欢喜雀跃。安娜说:“很多人是为了孩子留在一个地方,而我是为了孩子不得不出发,因为之前的旅行经历,给了小麦太多愉快的经历。”

告别的日子将近,大人和孩子都有些伤感,挚友六太郎开解道:“我们都是旅行的人,该分开的时候自然就分开了。”临行前的下午,邻居和朋友纷至沓来道别,迭戈边照应,边忙活着未完成的事:大门的锁需要修理,他冲儿子喊着,“你把我的榔头藏哪儿了?”转身发现,小麦早已把父亲的榔头塞进了旅行背包。傍晚,迭戈把留给朋友的东西搬到停在村口的车里,一时找不到父亲的小麦喊着迭戈的名字,穿过矮墙一路奔来,斜阳暮色中的树梢、石墙和更远处的田野、山林带着灼热的意味,像极墨西哥作家鲁尔福笔下的世界。

第二天清晨,送他们去车站,路上迭戈叫小麦唱起阿根廷的歌谣,曲调清越快乐。在尼泊尔的珠穆朗玛峰

2013年,迭戈、安娜和小麦在蒙古国搭帐篷

迭戈和安娜的旅行,始于十年前。2006年,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,计划用一年间到达墨西哥。两人从相识、结婚到决定背包远行用了十个月时间,这个仓促的计划,曾让迭戈那个传统基督教家庭的长辈惶恐不已,此前,迭戈的人生几乎是按着成功学的范式和步骤来完成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,有经济学和金融学学业背景的迭戈有过十年在职经历,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报纸当过记者,后来又到一家银行做投资分析工作。为了一些更大的“野心”,他申请了金融学硕士学位,白天上班,晚上上学,一年多周而复始“自我榨取式”地勤奋工作,到后来只剩时间淘洗后的疲倦和麻木,他开始发胖、变得焦虑,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变一变了。

这时遇到了来自巴黎的阿根廷人安娜。1985年生于巴黎的安娜,父母一辈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的背景中流亡,她在成长中一直面对自己与主流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,想回到阿根廷,探寻自己的根。当时,正在学电影制作的安娜买了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单程票,计划拍摄一部以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市民生活为题材的纪录片。

离开前夕,她与叔叔道别,两人面前摆了张地图,她指给叔叔看自己将去哪些地方——阿根廷、秘鲁、古巴、智利……叔叔反问她,你真觉得旅行就像在地图上移动手指这么简单吗?她无比肯定地回应了。她说:“那一刻感觉自己忽然成熟起来,知道自己要什么,自己是谁,这样的时刻,在人生中并不常见,好像一扇门,忽然打开,又旋即关上,在这之后,你需要不断地练习,去接近它。”

到阿根廷后不久,安娜就意识到自己同样不属于阿根廷,当地人嘲笑她的口音中保留着其父母离开阿根廷时的特征:“像老祖母在说话”,有人质疑她:一个第一世界的人怎能体会我们所经历的痛苦。偏见和隔膜,还有过分沉重的历史课题,让安娜的拍摄计划踌躇、凝滞,她幻想一次长途旅行,长久地流浪、成为异乡人,或许是能够让内心的欠缺慢慢圆满的一条路。

迭戈和安娜开始只打算用一年时间去墨西哥。在路上,却越走越远,两年后又游历了整个拉美地区,一位路上遇到的西班牙游客跟他们打赌说,这样的旅行不会超过两年。两年后,他们从西班牙进入欧洲,穿过中亚、印度,达到中国,不断面对陌生的地域、种族和文化,异乡的感觉让安娜不再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必需,安娜说:“现在的想法已经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,不再觉得对归属感的追求是很必要的事情,甚至对于定居的人习惯问的问题——‘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?’也从来没有想过,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,只需要不停上路。”

安娜说,旅行生活很难,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旅行,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超越了恐惧,只是越来越知道如何分辨和克服它。每一次出发和停留都会让人感到害怕,新的生活体验带来新的恐惧,永远是这样。在这个过程中,经历过大的恐惧,包括第一次出门、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带着婴儿上路和我父亲去世。第一个孩子满三个月时回到印度,长到八个月的时候重新上路开始旅行;在尼泊尔感染寄生虫、发高烧,有孩子的家庭,面对孩子的第一次生病总是很害怕,但至今没遇到过大到足以让她放弃旅行的麻烦。

旅行像一段幻象。真实的经历过去后,依靠记忆所写的故事,本身也是描述者的一个幻象。但人在途中,记忆比日常生活中更敏感,能记住更多东西,日常生活太多重复,往往很大一段时间过去了,却什么也记不住。安娜有十多本日记,记录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,不仅是见闻,也有感想,或者梦境,这些笔记让现实经历有一定的保真度,写作的时候,又会“跳出来”,告诉读者写作的当下我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旅程,有时回头看旅行途中在事情,也会惊讶于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,记忆和新的认识总是不断交融。

这些经历常常难以转述,这是行走的人注定的孤独和旅行写作终将不能再现的缺失,尤其是那些稍纵即逝的神秘体验。在穿越亚马孙丛林的某一天,迭戈发高烧躺在亚马孙河边,安娜想用河水给他洗洗脸以降温,却忽然想起当地人无意说的一句——触碰过这条河水的人,就再也离不开了,“当时我就像个本地人,相信这句话。”

安娜尝试写一些难以转述的现实经历、转瞬而逝的片段或者意象,她写道: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散步,地面湿湿的,手上拿着一朵枯萎的花,偶尔穿过树的阴影,传来一两声路人的闲谈,忽然有了一种游戏的心境,便问一个路人,这朵花是什么颜色,路人流露出讶异的神情,说,这没有花,它只是一个枯萎的枝干,只是枯黄的。他们就从这个梦境离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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